2025年，世界经历深刻而复杂的“特朗普冲击”。特朗普发动所谓对等关税扰动全球经济；美欧同盟关系在巨大不确定中产生结构性裂痕，欧洲陷入前所未有的战略彷徨。2025年，全球南方国家展现积极发展态势，在世界经济、绿色转型和科创领域合作进一步加强。文汇报邀请三位国际问题专家，评析国际形势的变与不变，探求不确定世界的突围路径。
回顾2025年，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并非增长放缓本身，而是不确定性的系统性扩散。特朗普重回白宫后，美国贸易政策迅速回摆至交易式单边主义。关税从传统的贸易调节工具演变为集财政汲取、施压谈判与政策博弈于一体的综合性杠杆，成为扰动全球经济的核心变量。
当前，美国平均关税税率已升至约16.8%，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。但真正撼动全球预期的并不仅是关税水平，还有政策路径的高度摇摆。特朗普政府频繁以“国家安全”为由扩大关税覆盖、反复调整适用规则，使制度边界持续漂移，市场预期难以锚定，不确定性由此转化为长期扩散的结构性风险。
不确定性成为真实成本，全球经济全面承压
这种不确定性已不再停留于情绪层面，而是转化为具有实质影响的经济成本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计，全球经济增速将由2024年的2.9%下滑至2.6%，并在2026年维持低位运行。此前部分经济体因企业“抢跑进口”而获得的短期支撑正在迅速消退，转而对投资与消费形成拖累。
关税造成的冲击并非线性显现，而是通过多重渠道叠加扩散。一方面，贸易壁垒直接抬高跨境交易成本，压缩出口和生产活动；另一方面，政策预期的反复摇摆削弱企业判断和规划能力，使其难以明确未来成本与市场布局，被迫推迟投资、收缩扩张计划。由此形成的普遍观望情绪，正将局部的贸易摩擦放大为更具系统性的增长约束。
在这种环境下，几乎没有经济体能够置身事外。欧盟在贸易摩擦、产业调整与财政压力交织下复苏乏力，预计2025年和2026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仅为1.3%和1.4%。对发展中国家而言，外部冲击的放大效应更加明显，尤其是那些债务负担较重的经济体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，在68个低收入国家中，已有35个陷入或接近债务困境。出口前景走弱与融资成本上升同步发生，进一步压缩了本已有限的政策空间。
全球价值链被迫调整，效率让位于风险规避
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生产体系中，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迅速放大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。而依赖美国市场或与其供应链高度绑定的经济体，正面临更高的暴露风险。
多国制造业数据显示，2025年二、三季度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的“新出口订单”持续处于收缩区间，折射出企业对未来外需、市场准入及规则环境的信心明显不足。全球企业纷纷启动防御性调整，供应链布局从以效率导向的全球配置，转向以风险分散为核心的区域化、冗余化安排。
然而，调整的代价不容忽视，必然伴随着成本上升、产能冗余和重复投资。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经济体在这一变局中尤为脆弱。它们既缺乏快速迁移产能和分散风险的能力，也难以应对原产地规则、通关制度和贸易优惠频繁变化带来的合规压力，更容易被排挤出价值链的核心环节。
以风险规避为主导的结构性调整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链再布局，而是对全球生产体系效率基础的深层侵蚀。随着不确定性持续累积，全球产业格局的分化将进一步加剧，发展差距也将随之扩大。
反噬效应逐步显现，信任赤字撕裂合作基础
随着高关税政策持续外溢，其对美国自身经济的反噬效应显现。美国经济增速预计将在2025年和2026年分别放缓至1.8%和1.5%。与此同时，关税成本正加速向家庭端传导。美国税务基金会测算显示，特朗普关税导致2025年美国家庭平均税负增加1100美元，2026年增至1400美元，且负担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群体，进一步削弱消费韧性。
但相比这些可量化的经济成本，更具长期破坏性的，是政策不确定性累积所引发的信任赤字。韩国智库将仍在进行的韩美贸易磋商形容为“永无休止的滚动式谈判”：条款随时变化，要求层出不穷，关税适用范围不断扩张，规则边界始终处于漂移状态。在此情境下，谈判难以形成稳定预期，也无法为企业提供可依赖的制度锚点。
政策的随意性迫使各国不得不为“最坏情形”提前布局，通过拓展替代市场、调整供应链结构来对冲风险。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在中长期层面降低对美国政策稳定性的依赖，“去美国化”的战略趋向正从观念层面转化为现实决策。
规则正让位于交易，多边贸易秩序明显退潮
自1995年以来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，为全球贸易构建了一套以规则、透明性和可预期性为基础的制度框架。其核心价值，并不在于消除所有分歧，而在于通过共同规则约束单边行为，为全球经济运行提供基本的制度预期。
2025年的实践清晰表明，单边关税非但难以兑现所宣称的战略收益，反而在放大冲突成本、削弱制度信任的同时，持续压缩各国进行理性决策的空间。当规则让位于交易、稳定让位于博弈，全球经济体系赖以运行的制度基础便会遭到系统性侵蚀，其外溢影响早已超出贸易范畴。
更加深刻的挑战在于，多边秩序的弱化正在削弱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集体能力。无论是气候变化、公共卫生安全，还是跨境供应链稳定，均无法依靠任何单一国家的政策工具独立应对。一旦对多边规则的侵蚀由零散行为演变为系统性趋势，其累积效应将难以逆转。而重建规则所需付出的时间与成本，往往远高于破坏规则时获得的任何短期筹码，并最终转化为全球经济的共同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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